陶威 沈红：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历程的阶段划分、双重特征及其逻辑流变

　　：陶威，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沈红，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讲席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经济、财政与管理研究。;

　　摘 要：依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历程分为三个阶段：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基础初创期；学习借鉴西方经验的加速成长期；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稳定成熟期。重点大学建设的三个阶段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变”与“不变”的双重特征，其中，主导权归属、战略定位发生了显著改变，而工具主义的价值倾向与以学科为中心的根本准则得到了传承。在重点大学建设进程背后隐藏着政治、市场、高等教育等三个逻辑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且已显现出政治逻辑趋弱，市场逻辑与高等教育逻辑力量逐步增强的趋势，未来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将由博弈走向充分融合。

　　自从我国重点大学政策诞生以来，就一直带有“变迁”与“传承”的双重特性，并且在历经数个阶段的修正与完善之后，重点大学制度的内涵变得十分丰富，重点大学建设的实践也愈发走向稳健与成熟。时至今日，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实践依然处于“现在进行时”的状态。基于此，本研究所要回应的问题主要是：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各个阶段之间的 “变”与“不变”又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除了表象层面的变化，我国重点大学建设背后的内在逻辑又经历了何种流变；我国重点大学建设未来会向何方发展。

　　一般来讲，已有研究大多以时间节点或关键事件为依据将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历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1][2][3]。这种划分方式虽然简单明了，各个阶段之间的界限明确，但人为地割裂了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实践的连续性，很少注意到各个阶段之间存在的重叠与继承关系。结合以往研究对于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历程的时间阶段划分，在借鉴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4],将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历程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4-1978年)是基础初创期，为深受苏联模式影响阶段；第二阶段(1978-2015年)是快速成长期，为学习借鉴西方经验阶段；第三阶段(2015年至今)是稳定成熟期，为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施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搭建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框架之时充分汲取了苏联的相关经验，教育也概莫能外深受苏联的影响，苏联专家甚至深度参与并指导了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设计，因此，我国重点大学建设从开始就被打上了苏联的深刻烙印：首先，坚持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最为突出地表现为重点大学身份由中央直接指定产生并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从1954年第一批重点大学名单公布至1963年，中央先后指定68所高校为全国重点高校；其次，采用组织严密的计划方式进行建设，重点大学的招生规模、专业设置、学生就业等均由国家统一安排，这与计划经济建设方式如出一辙；再次，重点大学建设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深度捆绑，重点大学建设目的被定位为经济发展培养实用型高级人才以及为其他学校培养师资力量[5],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结合紧密的工科大学成为重点大学建设的主体组成部分；最后，重点大学的科研职能被剥离，并且采用苏联的做法设立中国科学院专门负责承担科学研究工作。从效果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点大学既为满足我国各行各业的发展需要培养出了大批高层次人才、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实力的提高、奠定了今后我国重点大学的空间分布格局，也为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向更深层次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以苏联为师进行重点大学建设是我国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必然选择，然而几乎不加选择地照搬苏联经验进行重点大学建设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弊端：在以“教学为中心”的办学思想指导下，我国将重点大学的主要职能限定为高层次人才培养，由此也造成我国重点大学的科研工作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支持；高度集权、明博体育网址计划式的重点大学建设方式也压制了重点大学自身能动性的发挥；过度重视高级实用性人才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重理轻文现象产生，基础型、理论型高级人才培养出现断层，不利于科教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上述弊端有些已经在实践中得到更正，有些则至今仍然难以祛除，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8年，国家恢复了重点大学制度，同年作出的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不仅使我国经济领域开始吸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高等教育领域同样如此。与上一阶段对苏联经验全方位、强制性、自上而下地进行模仿不同，对于欧美经验我国采取的态度是具有选择性、自主性、自发性的借鉴。在这一时期，我国的重点大学建设发生了由“重点大学”向“一流大学”的转变，这里的“重点”是相对于国内其他高校的重点，而“一流大学”则更多强调其在全世界高校中能够处于顶尖水平，这一转变也标志着我国拔高了重点大学在整个国家中的定位，其已经被当作国家整体实力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美作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与发源地，欧美地区的世界一流大学既是我国重点大学的学习标杆，也是竞争对手，重点大学建设的视野不再局限在国内，而是转向放眼全球。

　　效法欧美模式来进行重点大学建设所取得的成效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矫枉”,二是“立新”。“矫枉”主要是指利用欧美经验解决上一阶段全面学习苏联模式所遗留下来的弊端，比如，改变以工科大学为主，综合性大学取代单科大学成为我国重点大学建设主体、科研成为我国重点大学的主要职能之一、赋予重点大学更多的自主办学权力等，在这些措施中均能够看到对过往所采取的某些片面、极端做法的纠正；“立新”意味着我国借鉴欧美经验采取了一些过去所没有的新举措、新方式来推进重点大学建设，例如，某些重点大学率先实施西方“非升即走”的教师聘任制度等，“立新”的举措为我国重点大学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源泉。

　　欧美一流大学生成的逻辑与经验在为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带来有益借鉴的同时，也随之附带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如重点大学中普遍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现象、重点大学建设成效评价功利性与指标过度量化等。值得警惕的是，我国重点大学建设进程中甚至出现了“西方中心论”“唯西方论”的现象，我国的大学能否被称为“世界一流大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能够融入并且得到西方评价体系的认可，过度追求西方认可使我国重点大学建设路径出现了偏差，无论是重点大学所宣扬的ESI学科排名，还是SCI甚至以CNS为代表的国外顶级期刊发文量无不昭示着西方学术评价体系对于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影响之深。

　　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经意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道路的重要性[6],实际上，重点大学建设道路也一直带有中国特色，不过这种特色内涵较为狭窄，影响也极为有限。第一阶段初步奠定了我国重点大学建设的基础，第二阶段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我国重点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就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一样，当我国重点大学建设进入攻坚期与深水区，他国经验与模式已经难以解决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问题，抑或说国外压根就没遇到过相同或相似的问题，所以也就不存在现成的解决方案供我们拿来使用。在这种情势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道路，解决我们所遇到的发展障碍与难题不仅必要，而且十分紧迫。

　　2015年“双一流”建设方案的出台意味着我们已经全面进入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点大学建设道路时期，该方案强调“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指导思想，并且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进行了较为完备的阐释。“政治特色”是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最为显著的特色，“政治特色”的内涵非常丰富，指导思想层面包括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等，执行落实层面则包括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双一流”建设高校遴选委员会中加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等领域的代表专家等，保持鲜明的政治特色是我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性保障；“文化特色”既是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流大学精神与文化，也是指我国的一流大学负有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之职责；“评价体系特色”就是不能完全以西方的评价方式与标准来衡量我国重点大学建设成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术评价与标准体系也是完善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双一流”建设的启动预示着我国重点大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境界。

　　全面学习苏联与借鉴西方经验为探索建立我国重点大学建设道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第三阶段对前两个阶段在很多方面实现了超越与深化。超越方面主要有以下两点表现：一是打破了一直以来重点大学身份固化的局面，建立了“能上能下”的动态调整机制；二是重点大学的遴选程序与规则更为科学、专业，遴选方式由“审定”变为“认定”,结束了政府在遴选过程中绝对主导的地位，专家委员会、第三方评价机构等成为遴选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深化方面包含的内容则更多：大学在建设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会得到充分尊重、更为强调扎根中国大地的重要性、主要建设任务将从科研条件、配套设施等硬条件的改善转换为提升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等“软实力”等。总而言之，重点大学建设的第三个阶段既有对前两个阶段的继承，又有改进与修正。

　　从历史范畴来看，无论是“211工程”“985工程”抑或“双一流”建设均属于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历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重点大学建设就带有中国特色，只是这种特色并不明显且未被专门强调，到我国重点大学建设进入深水区后，坚持中国特色的重要性才日益得到重视。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道路尚处于起步阶段，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实践过程中缺乏成熟理论体系的指导。此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使问题本身更加复杂化。从目前来看，在稳定成熟期的起步阶段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有：一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外相关经验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文化、社会环境下的适应性问题，防止在借鉴吸收过程中发生异化；二是如何扎根中国大地，立足本土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史上贡献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与方案。

　　我国重点大学建设的三个阶段在各有侧重的同时，也存在一脉相承之处，三个阶段在纵向对比中呈现出“变”与“不变”的双重特征：一方面从“变”的视角来看，三个阶段中重点大学建设的主导权归属以及战略定位发生了变迁；另一方面，从“不变”的方面来看，重点大学建设中所秉持的工具主义价值倾向以及以学科建设为核心的根本准则得以传承。

　　我国重点大学建设三个阶段的变迁主要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阶段的重点大学建设的主导权归属变化，回答的是在不同阶段中政府、大学在建设过程中角色的转变；二是重点大学建设在不同阶段的战略定位变化，彰显的是其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地位的升迁。

　　可以说，我国的重点大学制度从设立伊始实行的就是政府“一手包办”的形式，重点大学建设从字面来看应该围绕“重点大学”展开，实则主导权在政府，重点大学只是以“被动的决策接受者”的角色而存在，无论是在政策制定还是资源分配环节，重点大学在其中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建设重心在政府既有“利”也有“弊”:“利”在于可以从全局进行谋划，集中资源，更好地为国家整体战略服务；“弊”则主要在于统制过死，抑制重点大学自主探索的主动性与活力。长期来看，建设重心必然要向重点大学迁移，主导权的天平也要向重点大学倾斜，这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内在要求。事实上，主导权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已经显现出了向重点大学迁移的迹象，不过转移过程非常缓慢，即使到了“双一流”时代，建设的主导权以及最大推动力仍然归属于政府。随着重点大学建设步入稳定成熟期，原先计划式、大包大揽的建设方式虽然在特定时期内可以迅速提升重点大学实力，但如果一直采用该方式推动重点大学建设则会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即当政府主导的作用效力发挥到一定程度后，即使再加大政府支持与干预力度，所带来的推动力也变得极为有限，甚至会起到反作用。在未来，重点大学建设必须走自主特色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自主”“特色”两个词汇从国家层面来看意指不能完全借鉴国外方案，要具有中国特色；到了院校层面则代表了学校要自主探索符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不能够“千校一面”,最终实现各具特色的发展。在新形势下，学校一方将真正成为重点大学建设的重心所在，政府的角色会从“主力者”变为“辅力者”,世界一流大学能否建成越来越取决于各个高校，而非政府。

　　三个阶段中重点大学建设在整个国家战略体系中的重要性依次递增，在基础初创期，重点大学建设基本上围绕为各行各业培养高级人才而展开[7],我国重点大学建设甚至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是由外部因素所决定的，在第一阶段重点大学建设依附于国家经济、政治目标而存在，缺乏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在加速成长期，我国相关政策文件将重点大学建设定位为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意味着重点大学建设战略具有国际化的属性[8]。到了稳定成熟期，我国重点大学建设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重点大学建设已经关乎我国核心竞争力的提升[9]。国家核心竞争力必然不能够通过模仿、借鉴得来，必须扎根中国大地、立足本土，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才能使我国的重点大学成长为国家核心竞争力。三个阶段中的重点大学建设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稳步上升，扮演的角色也由边缘性角色逐步转变为核心角色，彰显出重点大学制度愈发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性，其作用与影响力也与日递增。

　　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在不同阶段一直秉持相同的价值倾向与根本准则，这也是其具有延续性特征的关键所在。价值倾向是指主体在进行特定实践活动中所坚持的基本立场与态度，价值倾向回答的是国家在主观上采取何种立场与态度来推进重点大学建设；根本准则意指个体与群体在面对或解决问题时所遵循的最为基本的原则，根本准则是对我国重点大学建设遵循什么样的核心理念的回应。

　　在重点大学建设过程中，我国一直遵循的是工具主义的价值倾向，将重点大学建设当作一种满足外部需求的工具。这种外部需求可以是政治需求、经济需求等，在不同阶段主导性的外部需求也存在差异[10]。时至今日，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也存在过度逢迎对外部需求的满足，忽视大学自身发展需求的现象。工具主义倾向在实践中往往会带来过度注重事物的实用性与功利性的一面，忽视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与长期价值、深层次意义。从长远来看，工具主义的价值倾向并不利于我国重点大学甚至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现阶段我们主观上已经意识到工具主义价值倾向的弊端，不过在实践中去完全克服这些弊端尚需时日。

　　学科是大学的细胞[11],重点大学建设落实到底是重点学科建设，学科建设优先是重点大学建设的出发点、落脚点与根本准则。学科建设在重点大学建设中的重要意义是逐步显现的：在基础初创期，由于单科性院校构成了我国重点大学的主体，学科建设与大学建设之间的界限模糊，也可以说重点大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约等于重点学科建设；在加速成长期，虽然大部分重点大学谋求朝着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方向转型，然而其办学成效如何仍然取决于其优势学科的发展水平；在成熟稳定期，学科建设已经成为重点大学建设的基础，标志性事件就是“双一流”建设方案的出台，世界一流大学最终还是需要通过一流学科体现出来，不存在没有一流学科的一流大学[12]。总体来看，围绕重点学科来建设重点大学是我国重点大学建设的根本准则，与此同时，以学科为基础进行重点大学建设能够促使重点大学实现错位发展、特色发展，避免出现重复建设、浪费资源的现象。

　　在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历程的三个阶段，背后隐藏着的是政治逻辑、市场逻辑与高等教育逻辑等三者之间的相互博弈，彰显出三者之间既冲突又融合的复杂关系。政治逻辑强调政府权威，掌握并且提供几大部分可供学校发展利用的资源，强制、服从、自上而下是政治逻辑的主要特征；市场逻辑遵循的是自主、平等、竞争、效率的规则，在高等教育领域体现为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推动高校之间进行竞争、提升高教资源利用效率等；高等教育逻辑分为内部逻辑与外部逻辑，高等教育内部逻辑代表着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自身独有的运行规律与遵循原则，由于教育必须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服务[13],因此，高等教育外部逻辑则意指高等教育在与外部环境产生联系与互动时所需恪守的规则。从重点大学建设历程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来看，由于重点大学建设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政府不得不让渡一部分权力，市场以及高校自身的话语权有所增强，三个逻辑的力量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冲突关系。重点大学建设的历史实践证明，片面重视某一逻辑而忽视其他逻辑的作用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三者不可偏废其一，最终必然走向统一融合。

　　重点大学建设之所以要服从于政治逻辑，根本原因在于重点大学的办学资源几乎完全为政府所掌控，不过在重点大学建设的三个阶段，政治逻辑的影响力呈现出缓慢变弱的趋势：首先，在重点大学建设实践向前推进中，减少了行政力量的深度介入，政府放弃对政策制定与执行环节的全面掌控，赋予重点大学更多的发展自主权；其次，在重点大学建设过程中强制性的行政手段使用频率越来越低，优胜劣汰、充分竞争的市场手段受到重视。

　　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政治逻辑影响力趋弱并不代表其会缓慢消失，政治逻辑依然是推动重点大学建设前进的主导逻辑。之所以会出现政治逻辑“趋弱却不消失”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我国重点大学制度产生了路径依赖效应，在重点大学制度诞生之时，政治逻辑就居于绝对支配地位，后来虽有所削弱，但其已经内化为重点大学制度的一部分，并且产生了自我捍卫机制，因此只要重点大学制度存在，政治逻辑就不会消失。加之，政府作为重点大学办学资源的主要来源方，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来看，重点大学自身发展所需资源严重依赖政府，意味着行政力量可以对重点大学建设行使更高的权力。

　　政治逻辑的影响力趋弱既符合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要求，也从侧面反映出重点大学办学自主权有所增加，有助于激发重点大学的发展活力。就目前情况而言，政治逻辑在重点大学建设过程中的影响力依然过于强势，在无法完全摆脱政治逻辑主导的形势下，如何寻找政治逻辑强度的临界点，使其与市场逻辑、高等教育逻辑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完善相应法律政策体系，为行政权力划定作用边界，规范行政力量发挥作用方式等或许有助于我们寻找上述临界点。

　　长期以来，由于对政治逻辑的过度推崇，市场逻辑的作用是被忽视的，由此也造成了重点大学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身份固化、竞争缺失、活力不足等问题。市场逻辑在重点大学建设中得到应有地位的节点就是“双一流”建设方案的出台，在该方案中，平等、竞争、效率等市场规则得到空前重视，改变过去重点大学身份终身制的做法，强化绩效、进行动态支持，从制度上给予每所高校平等的地位，任何一所大学既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而进入“双一流”建设序列，也可能因建设成效不佳而退出“双一流”建设序列。

　　与此同时，市场逻辑既可以为重点大学建设增添新的动力，其自身与生俱来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缺陷也可能会招致在重点大学建设过程中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发生冲突。目前在重点大学建设过程中已经显现出了无序竞争的苗头，比如在“双一流”建设启动后，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一些纯工科甚至师范类的重点大学不顾自身实际情况，在基本的办学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纷纷开设医学院，造成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与国家鼓励有序竞争、特色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14]。此外，如果市场逻辑在重点大学建设过程中过于强势，也会导致一些见效快、易出成果的热门研究领域受到追捧，而一些见效慢、难出成果的冷门基础研究却少有人问津，恰恰这些冷门的基础研究可能是回应“钱学森之问”、解决“卡脖子”难题的关键所在。重点大学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能拘泥于仅仅维护自身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而要着眼于为国家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服务，其根本使命是满足国家整体发展战略需求。由此，在重点大学建设过程中既要合理遵循市场逻辑，也要对市场逻辑先天缺陷所带来的危害有所防范。

　　除了政治逻辑、市场逻辑以外，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一部分，重点大学建设还会受到高等教育逻辑的深刻影响。遵守高等教育内外部逻辑可以使大学保持适度独立又不会被孤立，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不过长期以来，高等教育逻辑在重点大学建设过程中为政治逻辑、市场逻辑所遮蔽，其实然的地位与应然的地位极不相称，忽视高等教育逻辑使得重点大学被片面地作为达到某些目的之工具，由此甚至对整个高等教育发展造成了持久性伤害。

　　无论是学术自由、教授治学等高等教育内部逻辑，抑或是产学研协同、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等外部逻辑，都具有“普适性”和“多元性”相统一的特性，“扎根中国大地，办世界一流大学”理念的诞生就是这一特性的体现。“普适性”代表着国内外的高等教育逻辑具有相通之处；“多元性”则表明在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水平、文化传统的形塑下，高等教育逻辑又带有些许个性化、多样化的色彩。现阶段，我国正处于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道路的关键时期，也正是将世界一流大学成长的普遍规律与中国社会、文化、制度等个性化环境进行深度融合的时刻，未来我们既要抓住世界一流大学的生成共性，也要结合我国重点大学所面临成长环境的特殊性，在重点大学建设过程中将高等教育逻辑的共性与个性特征进行有机统一，将“中国本土”作为“根”,以“世界一流”为“果”,只有扎根本土，才能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硕果。既要防止过分强调国情而排斥普遍规则，也要防止“中国特色”成为不改革不发展的“挡箭牌”的风险[15]。随着我国重点大学建设进入深水区，作为外在动力的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重要性将有所下降，而作为内在动力的高等教育逻辑的地位将愈发重要。

　　可以说，第一阶段政府在重点大学建设的各个环节占据完全主导的地位，市场逻辑以及高等教育逻辑的存在空间为政治逻辑所挤压，政治逻辑取得了一家独大的地位。在重点大学建设的后两个阶段，一方面单纯依靠政治逻辑来推动重点大学向前发展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外部环境的改变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高等教育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冲击，市场逻辑开始动摇政治逻辑的统治地位。随着重点大学建设逐步深入，高等教育逻辑的重要价值也逐渐被意识到，特别是在重点大学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换的阶段，高等教育逻辑开始取代政治逻辑、市场逻辑，成为推动重点大学建设向前发展的内在核心动力。由此可见，我国的重点大学建设史就是政治逻辑、市场逻辑、高等教育逻辑的博弈史。

　　政治逻辑、市场逻辑、高等教育逻辑的优缺点明显：政治逻辑“利”在可以从全局进行谋划，集中资源，更好地将重点大学建设融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而“弊”则主要在于统得过死，抑制重点大学自主探索的能力与发展活力；市场逻辑所推崇的竞争、自主、公平等规则虽然能够激发重点大学的活力，但其内在的先天缺陷也会造成重点大学建设过程中出现无序竞争、浪费资源等问题；高等教育逻辑可以赋予重点大学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权利，与此同时，单纯重视高等教育逻辑也会导致重点大学忽视外部需求、难以融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也就难以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在重点大学建设背后并不存在完美的单一逻辑，三个逻辑之间不应是此消彼长、相互取代的博弈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共存共生的融合关系，三个逻辑的理想融合状态应是以高等教育逻辑为主、以市场逻辑和政治逻辑为辅，三者互补融合，共同推动重点大学建设向纵深发展。

　　四、我国重点大学建设未来走向的展望1.坚持中国特色是未来我国将相关高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保障

　　以“双一流”为名的重点大学建设阶段，不会是最后一个阶段，重点大学建设的实践也不会停止。当前，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实践日臻成熟，已经走过了照搬苏联模式、依赖欧美经验的两个阶段，如今正处于自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点大学建设道路时期。在未来，无论今后再以何种名义继续进行重点大学建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方向不会改变，不过，在探索进程中也要注意汲取国外“一流大学”成长经验为推动我国重点大学建设工作所用。

　　2.随着重点大学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上升，重点大学建设过程中高校的主导作用与主体地位将进一步显现，以往政府所秉持的工具主义价值倾向会日益式微

　　面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竞争局势，人才与技术将成为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而重点大学自身既是创新型人才的聚集地与供给方，也是开发革命性、颠覆性、前沿性新技术的主要力量，其对于推动国家综合国力上升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将愈发显现。伴随着重点大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地位确立而来的则是其话语权将大为增强，高校将成为重点大学建设的主导力量，以往高校在建设过程中作为政策被动接受者的角色将会转变，工具主义倾向建设理念过度强调重点大学对外部需求的迎合，导致造成重点大学自身成长规律被忽视的现象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3.在重点大学建设背后所遵循的三个逻辑中，高等教育逻辑的重要性将更为凸显

　　随着我国进入重点大学建设的新时期，原先政治、市场等外在力量对于重点大学的发展推动力有所下降，需要激发大学自身内在动力，首先要做的就是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与一流大学的生成逻辑。高等教育逻辑的重要性上升并不意味着政治逻辑、市场逻辑的地位下降，三者的关系将会从相互博弈到以高等教育逻辑为主导，朝着充分融合政治逻辑、市场逻辑的方向转变。

　　[1] 李芬芳.我国重点建设大学的制度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J].现代教育科学，2018(7):8-14.

　　[2] 陈廷柱，李良立.重点大学建设70年：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33-44.

　　[3] 胡炳仙.中国重点大学政策：历史演变与未来走向[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6] 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Z].1993-01-12.

　　[7] 马陆亭.新中国成立 70 年：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历史使命与巨大成就[J].中国高等教育，2019(17):4-6.

　　[8] 国家教委.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Z].1993-07-15.

　　[9] 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Z].2015-10-24.

　　[10] 张洋磊.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的工具理性主义特征分析：以重点大学建设为例[J].高等教育研究，2017(2):32-37.

　　[12] 李文平.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的特征与发展：基于“985工程”与“双一流”建设的政策文本比较[J].现代教育管理，2020(3):20-28.

　　[13] 潘懋元.高等教育学讲座：第3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4.

　　[14] 巴德年.别让乱办医学院坏了医学教育“一锅饭”[N].中国科学报，2021-02-19(1).

　　[15] 张应强，蒋华林.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理论认识[J].教育研究，2013(11):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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