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也可以转学问题来了：明博体育APP能从普通大学转入重点吗

　　最近几天，一份北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跨省转学结果的公告引发关注。名单显示，共9名学生分别从原高校转入其他高校，其中之一的闫同学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转出，转入了武汉大学的外交学专业，让不少网友直呼意外。

　　实际上，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今年两次公示的名单里，共有20人涉及转校，明博体育平台不仅学校跨度大，部分转学前后的专业也毫无关系。当然，更引发关注之处还在于，其中有四人是从清华和北大转出。

　　不少人就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会放着清北不读？大学转校有什么要求？难不难？还有人问得更直接：我能从普通大学转入重点大学吗？

　　以北京为例，至少从2017年8月起，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就开始公示北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结果。

　　2021年7月，有一名廖姓同学从清华大学的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转出，转入到了电子科技大学的软件工程专业，曾一度引发关注。

　　今年引发的关注有些类似。2023年7月10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公示了《关于北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跨省转学结果》，共有9名大学生涉及转校。其中，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闫同学，转入了武汉大学的外交学专业。

　　而早在2023年5月9日，武汉大学本科生院就发布了关于闫同学转学的公示，并说明其是由于个人身体原因转学。

　　公示显示，闫同学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20级全日制普通本科生，由于个人身体原因，申请转入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外交学专业本科学习。经武汉大学2023年第六次校长办公会审议，同意其转学申请。

　　成都商报教育发布记者发现，北京2023年在1月和7月共公示了两拨普通高校跨省转学公告，涉及20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1月的公告里，还包括三名清华大学设计学专业学子，三人都转入南方科技大学的智能制造与机器人专业。

　　用大众的视角看，公告名单里转出学校普遍优于转入学校，部分转入专业与此前专业有关联（甚至专业相同），但也有部分看起来毫无联系。比如，1月公告名单中的戈同学，就从物流管理专业转入了口腔医学专业，何同学从运动康复专业转入了学前教育专业。

　　教育部2017年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41号）显示，学生一般应当在被录取学校完成学业，若因患病或者有特殊困难、特别需要，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或者不适应本校学习要求的，可以申请转学。

　　注意看加粗的这三条，有些家长想的“我从普通大学转去重点大学”的想法，是不太现实的了。

　　而且，“高转低”也不是想转就能转。大学生转学得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说明理由，经所在学校和拟转入学校同意，由转入学校负责审核转学条件及相关证明，认为符合本校培养要求且学校有培养能力的，经学校校长办公会或者专题会议研究决定，可以转入。研究生转学还应当经拟转入专业导师同意。

　　如果学生跨省转学，还要由转出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商转入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按转学条件确认后办理转学手续。须转户口的由转入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有关文件抄送转入学校所在地的公安机关。

　　2015年，湖南大学曾一次性接收17名来自湘潭大学、吉首大学等高校的研究生转入就读。但由于转入和转出学校排名差距大、学生转学理由五花八门、未经公示等原因，引发强烈争议。最终，湖南大学承认在此事件上“把关不严”，决定撤销相关学生的转学决定。

　　但是，也不是所有地区的高校转学都不能从普通学校转名校，唯一的例外是——上海！

　　上海的“插班生”政策，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的话说，“就是转学制度，也是国内高校针对学生校际转学开展的一项探索。”

　　作为教育“高地”，“插班生”政策于2000年在上海正式试点，首批就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上海大学 7所高校的部分专业。

　　政策背后的原因，就是增加了一条破除“一考定终身”的路径，让因高考失利而未能考进名校的学生，由此有了二次圆梦的机会。

　　通常，高校招收插班生的名额会控制在本科高校一年级学生总数的2％以内，由上海市教委根据试点高校上报的计划进行统筹。并且，能通过“插班生”政策的学生，可以说都是“尖子生”。

　　以复旦大学为例，其2023年插班生招生简章显示，学校计划招生28人、涉及6个专业，上海市普通本科高校大一学生（不含保送生、港澳台侨生、民族预科生和中本贯通生），且经学籍所在高校同意，在绩点和成绩满足条件的前提下都可以报名。

　　后续经过初审、笔试，再按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有关规定办理完成学籍手续后，学生便可正式入读复旦大学。未被录取的考生，留在原学籍所在高校继续学习。

　　有业内人士表示，“插班生”政策考试的内容与高考内容基本无关，有的专业考高数，甚至会出一些竞赛题，但确实给了优生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这既比复读的成本小，又比考研容易。

　　但实施20多年，“插班生”制度依然局限于上海市高校这一小范围内，仍处于“试点”状态。

　　既然能打破“一考定终身”，施行20多年的转学制度为何还只在上海试点？或许如前文提到的湖南大学2015年的转学争议——学生转学背后涉及太多利益，稍有差错就会有损教育的公平与公正。

　　其实，再往前追溯几十年会发现，灵活的转学机制曾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

　　据《中国科学报》报道，在1926至1930年间，清华大学招收的转学生占总招生数的比例分别为10%、6%、18%、11%和21%，李健吾、钱伟长、李赋宁、钟开莱、何兆武、林庚等学术大家均为转学生。

　　“高考时的学生只是处在人生的一个时间点。我们不能以固定的高考分数形成对学生僵化的判断，进而框定其未来无限发展的可能，而是要通过灵活的转学制度，为不断变化发展的学生提供适切的学习机会和环境场域，以帮助其实现新的抱负和发展愿望。”卢晓东表示。

　　山东交通学院威海校区教师高源发现，美国高校转学制度的基础是各类高校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的成熟，以及高校之间学分互认制度的完善，其价值体现则是对学生个性发展的尊重。

　　以通识课程为例，美国高校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涵盖了学生在大一、大二的所有课程，这些课程的学分通常可以从一所大学转至另一所大学。美国的很多州均通过各种方式对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作了相应规定。

　　高源说，“在提升认知的前提下，如何将学生校际转学的关键纽带由‘考试’转变为‘学分’，这或许是我们最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